“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行得通吗？

最近在读 Kim Stanley Robinson 的科幻小说 《Aurora》，读到第一次着陆受挫，女主角提出了直接返回地球的建议。这意味着，之前170年的航行和127人的牺牲完全白费，而原路返回，又要170年时间。如果船员们确实踏上了归家之路，没能实现外星殖民而又看不到地球的他们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呢？后面的几代人又真的会继续按照先人定下的方案乖乖向着地球航行吗？

当飞船从地球出发时，其实就要面临这样的难题：除了对太空怀有新鲜感的第一代宇航员，对之后的每一代来说，他们还保留和继承着对地球的记忆，航行的目标都是上一辈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社会和教育真的能够保证他们接受这个目标并为止付出努力和牺牲吗？第二代成为飞船骨干后就掉头把飞船朝回开怎么样都像是更有可能的结果。

Robinson 可能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个“68年事件”的背景设定，即飞船出发68年后，一次动摇了飞船上小社会的严重事件。多代人的航行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解决距离问题的办法，但不少科幻小说似乎都忽略了后面几代人可能并不觉得继续前行仍然值得这件事。

在人类历史上也有一些跨越两代人甚至更多的长期工程或项目，比如长城，圣家堂，牛津英语词典。但这些工程并不要求社会上所有人从事它们的相关工作，也不要求参与者付出其全部的生命。在狭小的飞船中，一辈子都要从事与飞船的运行相关的工作，而且到死也不会看到努力的结果，这可说是正常人无法接受的苦役。

因此 Robinson 给他的飞船乘员安排了多种多样的童年经历和成年礼，似乎希望这样成长起来的少年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坦然接受在飞船上度过一生的命运。但这样做的成效仍是很令人怀疑的。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人能够理解一个超过人生长度的旅程，以及认同一个根本看不到其实现的目标？中国大陆的读者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指向一个“共产主义”的远景，但他们也非常清楚，成年以后所有的工作都无外乎是为了生计和自我实现，需要短暂得多，也明确得多的激励。

即使是以人类文明的长期存续和培养远期思考的习惯为目标的恒今基金会，也没有提出一个超越人们理解范围的终极目标。通过教育的方式让整个人类种群——不管这个种群是50亿人还是500人——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一个数百年的工作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能通过社会思想的缓慢转变，使社会成员可能做出这样的终极牺牲吗？在中国、日本、印度，古时都有殉葬的事情，其中中国的殉葬一直是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而且早在秦汉时期就被指为不道德，而印度、日本的自愿殉夫和切腹行为一直到19、20世纪都有发生，受到宗教和习俗的鼓励。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其成员具有足够的忠诚和狂热，愿意在宗教和崇拜的作用下登上飞船进行三五百年的星际航行，并不在乎有去无回和子子孙孙都看不到成功的那天；我们也假设科学技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仍然能发展到足够造出星际航行所需的飞船的水平，虽然考虑到20世纪以来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科技与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这也已经是一个非常牵强的假设，这艘飞船的成员在到达目的地后，仍然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即被作为终极目标的航行已经结束，他们在这个星球上除了集体自尽证明自己的虔诚之外，又能干什么呢？除非地球本身面临存在危机，星际殖民恐怕还是不能靠宗教狂徒来实现，而在那种情况下，生存本身就是目的，走上一艘也许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的飞船也变成可以接受的了。

所以对于目的是发展而非幸存的文明来说，宜居星球之间的距离和航行速度的限制可能就决定了星际殖民几乎不可能实现，而真正到了危急存亡关头的文明，大概也不会幸运到在漫长的航行后找到下一个家园，连《Aurora》里的人类也差点在第一次尝试未果后全灭。这也可算是费米悖论的另一种解释吧。

但也许我们不应低估高等智慧生命忍受和适应的能力。也许飞船上的第二代自然地会把飞船生活看作生命可能的全部，倒是到达目的地的那一代要面临再次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更复杂和危险的世界的压力。《Aurora》里的地外家园除了比病毒更原始的生命，可说是一张白纸，所以我猜测这是一个地质改造的故事，期待读完后半本。但如果叙述适应了飞船上简单生活的人们，如何适应一个生物多样性爆棚的行星，想必也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